原文：来源：摘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摘录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14年三月。

作者：马社香

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您与方志纯（注：两人于1949年6月结为连理）在那一年也遭遇了冲击吗？

朱旦华：至1966年岁末，我与方志纯同遭民众之批判。追溯往事，此番遭遇与江西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发展历程紧密相连。

1966年6月，在紧随《人民日报》的步伐，《江西日报》亦公开发表批评，针对“三家村店江西分店之掌门人”以及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的谷霁光，并派遣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

七月，江西省委组建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黄知真担任组长一职。8月8日，遵循毛泽东主席“摒弃工作组，让革命师生亲自推动革命”的指示，江西省委决定解散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同志代表省委在会议中发表了讲话。

随着1966年寒冬的降临，刘少奇受到了北京群众组织的公开指责与批判。进入1967年伊始，方志纯也因被贴上“江西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标签而备受关注。这一指控的主要根据在于，邵式平省长不幸离世后，方志纯继任代省长及省长之职，全面接管了政府事务，并在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重返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此行被错误地放大，进而成为批评的焦点。

1967年2月8日，于“八一广场”（彼时称“人民广场”）举行了方志纯的万人批斗大会。在此过程中，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亦被一同押送至现场参与批斗。

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向全国妇联提交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我在1950年代对丁长华这个所谓的“假典型”（江西省当时树立的农业模范——编者注）的培养。

当时，被指责为“走资派”的人数众多，以至于任何身处权力岗位的人，不论其犯有工作失误、认识偏差还是路线错误，都被定性为“走资派”。对于群众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我尚能理解。就我个人而言，并未与群众组织在对待“文革”的认识上产生严重分歧。我认可对“走资派”的批判，只是觉得批评的人数过多，导致当时的局势显得颇为混乱。

1967年冬，局势突变。

朱旦华

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耐心地阐述道：“我们乃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由张治中将军率领营救，于1946年7月集体被无罪释放返回延安。在此过程中，我们未曾签署过任何反共的文件。”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各位青年朋友，历史不容轻视。记得1946年6月，我们131位同志得以无拘无束地走出牢笼，归途中有张治中先生派遣的刘亚哲少将亲自护送，直至抵达延安。7月11日，我们踏入解放区，次日，毛主席亲自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观赏戏曲。在狱中经历的种种，由马明方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与张子意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代表，当月便向党中央如实汇报。方志纯同志亦于同年7月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已作出公正的评价。”

“据我所知，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均系叛徒之列！切勿为了你的继任伴侣而编造谎言！”

在这黑白混淆的诽谤面前，面对那逐渐模糊的审查，那段时日里，我整夜辗转难眠。

毛泽民、朱旦华、毛远新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回忆道：“那时，我内心深处仿佛上演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一方坚信，这无疑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必须勇敢面对，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都是我们成长的试炼。而另一方则认为，党内出现了问题，一股试图推翻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正在涌动。然而，无论我如何权衡，我都坚定地选择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

1968年10月20日，我们接到通知，翌日便前往向阳农场，加入了集训队。根据要求，每位集训队员需自备铺板和生活用品，每月仅发放30元生活费，其余工资则被“冻结”。尽管中央早已明文指示，不得随意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而我们当时都属于这一类别，理应不受此待遇。然而，在那个时期，政策的落实往往遭遇重重困难，执行起来尤为艰难。

在“文革”动荡岁月，我因涉及新疆监狱案件而遭受隔离审查，被送往集训队接受改造。先后辗转于向阳农场、向塘，继而至长头堎，最终迁移至高安伍桥。然而，当时并未透露具体地址，仅告知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

朱旦华指出，直至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终于步入结案流程。当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成员陈昌奉等人亲赴江西医院，宣布对方志纯实施解禁。紧接着，同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第10号文件正式为所谓的“新疆叛徒集团案”进行了平反。

8月中旬，中央二办的王槐旭同志莅临江西医院，对我与方志纯同志进行了诚挚的赔礼道歉。依据中办发布的第10号文件精神，于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等作出了审查结论。紧随其后，在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正式批转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并同时批转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在这两份批示中，明确指出方志纯同志和朱旦华同志并非叛徒，而是立场坚定的革命同志。关于从迪化集体返回延安的129名同志，声明他们中无人是叛徒。

评论员：历经严峻审查的“新疆叛徒集团案”现已告一段落，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这一事件，您有何见解？

朱旦华表示，每一位从新疆重返延安的人，面对这一问题都会陷入深沉的沉思。随着思考的逐渐深入，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对毛主席发起“文化大革命”动机的反思。

在过去大约十数年间，我对对“新疆叛徒集团案”及“文化大革命”的审查持全面否定态度。该“新疆叛徒集团案”历时八年审查，最终发现无人构成叛徒，整个案件完全误判。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长达十年，全国各地出现武斗现象，甚至导致群众伤亡。在邓小平接手工作之后，中央宣布全党并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难道不是全盘错误吗？对此，我当时的立场是全面支持中央的决定。

然而，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那是由列宁亲手建立的苏联共产党轰然崩塌，紧随其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陷入崩溃。早在60年代初，毛主席便曾预言苏联将面临“卫星升天，红旗落地”的悲剧，而这一预言终成现实。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我夜不能寐，深思熟虑。不仅是我，就连康大姐（康克清）听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遭遇枪决，也震惊不已，自此病倒床榻，久病不起。

事实上，康大姐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和我共同深感震惊和深思的问题在于：苏联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崩溃的？深入思考后，我们发现自赫鲁晓夫时期起，苏联党内出现了走资派，全面否定了斯大林，体制变得僵化，舆论环境发生剧变，最终导致了苏共的覆灭和苏联的解体。那么，我们党应当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呢？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在我国，阶级与道路的斗争，胜负尚未定论；此类斗争在党内亦然，路线斗争的胜负同样未决。我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潜在威胁。其中，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党内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者。

莫非是这样吗？在苏联解体之前，我总觉得毛主席的这一判断，对党内和国内形势的评估过于悲观，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是“妖魔化”这个词吗？

我亲历了“文革”的艰苦岁月，对此事件的看法与部分同志略有差异。我当时的想法是，毛主席可能对整个形势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悲剧的发生。理由在于，假如毛主席是出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矛盾或追求个人独裁的目的而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他为何要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执政党，夺取各级政府的权力呢？要知道，这个执政党和政府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关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情形亦然，不能轻易地将其归咎于某方反对某方，从而无中生有地制造冤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不仅采用了逼供信、侮辱人格、伤害身体等残忍手段，这些行径更应被彻底否定。然而，或许其中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总结。我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正确地认识与总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关乎党的历史和宗旨，更关乎党的未来走向。

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您能否详细谈谈？

朱旦华：您上次来访时，提及了1962年3月我陪同朱老总、康大姐一同前往井冈山的往事。您离去后，我深思熟虑。记得那日，我们在茅坪八角楼结束了座谈会，步出室外时，寒风凛冽。朱老总身披大衣，双手环抱，屹立不动，目光深沉地凝视着远方。康大姐担心他会着凉，便示意我上前邀请朱老总上车。正当我走近之际，朱老总便对我说：

我时常沉思，回望当年井冈山会师，仅数千之众，然而主席便提出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以及设立士兵委员会等一系列重要决策。红军的使命，不仅限于战斗，更肩负着宣传、工作双重任务，助力地方政权的建立；我们摸索出了“十六字”的作战方针……如今想来，每一项决策都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在井冈山以及转战赣南闽西的岁月里，起初我并未完全信服主席，毕竟他未曾受过军事训练，而我则已带兵征战多年。然而，实践的证明是如此明确——主席的见解与思考远胜于我。这份证明，是我们党、我们军以巨大的代价、无数鲜血和较长时间为代价换来的……

毛主席总能以更为宏观的战略眼光洞察问题，他的视角往往比我们更为长远。

自苏联解体以来，朱老总的言论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若回顾历史，在井冈山那弹丸之地，毛主席便已深思熟虑如何打造一支适应夺取全国政权、创立新中国的军队，这一决策的深远与关键不言而喻。同样，1966年，在多数干部尚不理解之际，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其中必定蕴含着其战略层面的考量，或许我们这一代难以完全领悟。苏联为何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党内腐败现象为何日益增多？两极分化愈发加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亦面临挑战，我党是否有可能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我深感忧虑，忧虑不已。

正视当下，回望昔日毛主席所提出的深刻疑问，我深刻感受到自己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理解相较于十几年前已有显著差异。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在经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冲击时，从长远来看，这并非不可逾越的难题。事实上，这可为我国党派的群众监督干部制度提供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远战略中，这或许是以短期牺牲为代价，去探索和博弈一种新型制度与尝试。基于此，毛主席作为开国元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家，有必要深入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如何构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接受群众的监督，以避免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试想，若今日仍能激励民众对党的干部进行监督，促使各级官员谦逊行事，贴近民众，勤俭节约，又怎会滋生如此多的腐败现象呢？

自然，历次政治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遗憾，伤害了本不应受影响的同志，这便是我们党必须深刻反思的教训。若因过往群众运动中出现过偏差，便全盘否定发动群众监督执政党的举措，恐已步入极端。任何极端之举，无不损害党的利益与人民的福祉。

近年来，党内腐败分子被接连揪出，这不禁让人深思，包括重新审视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或许，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策略，旨在抑制和打击党内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事实上，每年都有大量腐败分子被揭露，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一字一句地坚定地说）如果那些在“新疆叛徒集团案”中蒙冤的战友们都能幸存至今天，对于毛主席期望通过制度性、根本性的改革来遏制党内腐败分子的产生，想必他们会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发生了诸多严重错误，其中“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便是显例。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甚至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若仅仅纠结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与苦难，便难以从宏观的角度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更无法秉持公正之心，深刻总结经验教训。

回顾历史，我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方面积累了宝贵财富。曾记当年，王明路线对我党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损失，苏区丧失了九成以上，白区几近全军覆没，红军人数锐减至两万余人，党中央险些落入敌手；对我党的破坏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其危害性极为严重。然而，毛主席在延安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提炼历史教训，秉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主张辨明是非，而非追究个人责任，更不全面否定那段历史。他多次强调，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武装围剿这一大方向上，我们始终保持一致，甚至在“七大”期间，还动员大家推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倘若张国焘未叛党投敌，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或许也会成为中央的一员。那些跟随王明、张国焘犯下严重错误的同志，也得以重新得到重用。正是如此，全党思想得以统一，团结一心，最终实现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作为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必须是客观公正的，既要明确肯定那些应当肯定的方面，也要理性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内容。盲目地全盘肯定或彻底否定，均非科学之道，此类做法易于导致从一端滑向另一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相悖。

晚年朱旦华

人物资料

1943年毛泽民、朱旦华和孩子被盛世才投入监狱。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革命同志被蒋介石、盛世才秘密杀害。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在毛泽东及周恩来的努力营救下，朱旦华等一百余名同志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1949年6月，朱旦华同志和方志纯同志结婚。朱旦华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于2010年5月29日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

方志纯，诞生于1905年9月11日，系我国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堂弟。自1922年起，他投身革命洪流，1924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生涯中，他担任过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等关键职务。1975年，他的职务得以恢复，随后担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职。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因疾病在南昌离世，享年88载。